新经济学家智库特约研究员

2025年的初秋，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人工智能最新的创造力边界时，一场发生在数字世界边缘的冲突，却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预演了我们未来的核心矛盾。

近日，去中心化社交平台Mastodon公开声明，由于其保护隐私和去中心化的核心架构，技术上无法遵从美国密西西比州强制实施的《沃克·蒙哥马利保护儿童在线法案》中年龄验证要求。与此同时，另一家同样致力于构建去中心化未来的平台Bluesky，则选择了一种更为决绝的方式——直接屏蔽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所有用户。这两家平台都诞生于对传统社交媒体巨头“围墙花园”模式的反思，却在现实的法律面前走向了不同的岔路。这一事件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其涟漪远超一个州的边界。它不再是“科技巨头vs监管机构”的旧剧本，而是一个全新的、更具根本性的质问：当技术的内在逻辑与社会法律的管辖权发生根本冲突时，谁将退让？这种冲突并非孤例，它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至更广阔的领域——AI发展的背后，是数据中心对电力和水资源的惊人消耗，其环境代价正悄然累积；全球对更强AI能力的无尽追求，正让AI安全与风险管控的努力显得步履维艰。如果从Mastodon的“抗命”出发，层层深入，我们不难发现科技伦理与现实伦理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以及这一鸿沟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一场关于环境、安全与地缘政治的深刻危机。

一、去中心化的困境：当代码成为律法，谁来服从谁？

Mastodon与密西西比州的对峙，绝非简单的年龄验证法律合规问题，它暴露了21世纪数字架构与20世纪法律框架之间的根本性不兼容。Mastodon的创始人EugenRochko强调，“没有人能为整个‘联邦宇宙’（Fediverse）决定屏蔽密西西比”，这句宣言背后的实质是，Mastodon和其他联邦宇宙服务依托ActivityPub协议，而该协议运行在由成千上万个独立服务器构成的网络之上。在这个网络里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强制执行统一命令的权威中心。

这种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用户隐私和言论自由，但在密西西比州法官眼中，这无异于一种“治外法权”。科技伦理在此处呈现为一种针对特定问题的道德准则：确保技术在服务用户的同时，尊重其隐私和自主权。然而，现实伦理，即州法律所代表的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却要求一种完全相反的、中心化的身份验证和数据收集能力。这种错位导致了法律的“执行真空”，法律条文在此失去了可以着力的对象。

Bluesky的选择则揭示了这种错位的另一面破坏性后果：数字隔离。Bluesky最初是Twitter（现为X）内部的一个项目，由其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支持，旨在探索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未来，后于2021年独立为一家公司。尽管与Mastodon共享去中心化的愿景，但面对高昂的合规成本和潜在的隐私风险，Bluesky的对策不是适应法律，而是将一个州从其服务版图中“删除”。这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平台可以通过构建“数字边界”来规避地区性法律，其结果是互联网的进一步“巴尔干化”。这不仅剥夺了该地区用户的访问权，更在事实上承认了法律与技术之间已无协商余地，唯有“脱钩”一途。在被问及为何采用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时，该公司解释说，实施全面年龄验证系统将会带来巨大的基础设施成本和隐私问题，并表示这些负担“很容易压垮较小的服务提供商”。

新经济学家智库认为，这一困境的核心，在于技术架构本身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律法”。在去中心化的世界里，“代码即法律”（CodeisLaw）不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种操作现实。服务器管理员可以根据其所在地的法律和自身的伦理标准设置规则，例如Mastodon在4.4版本中加入了可选的最低年龄设置功能，但并不储存验证数据，将最终的合规责任“甩”给了分布在全球的独立运营者。这种模式使得像密西西比州《沃克·蒙哥马利保护儿童在线法案》这样的地方性法规几乎无法有效穿透整个网络。当一个德国的非营利组织可以基于其技术伦理“无视”美国一个州的法律时，传统基于地理边界的主权管辖权概念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蚀。这正是科技伦理对现实伦理的“撕裂”——它创造了一个让现实法律鞭长莫及的平行空间。

这种法律上的混乱与错位，也对法律专业本身提出了严峻挑战。连续多年被权威法律评级机构ChambersUSA评为电子取证与信息治理领域顶级律所的RedgraveLLP在2025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律师具备“技术能力”的重要性，指出法律从业者必须理解新兴技术的基本架构，才能有效应对诉讼和伦理问题。然而，现实是立法者和司法系统往往在用昨日的地图，试图导航今日的AI数字疆域。他们习惯于向一个明确的法人实体（如Meta或Google）发出指令，而对一个没有“头”的、分布式的网络，就会显出束手无策。这种认知滞后导致了要么法律失效，要么像Bluesky案例中那样，倒逼企业采取极端措施，最终损害的是公众利益。Mastodon事件因此成为一个标志，它宣告了在去中心化时代，任何试图将传统、中心化监管模式强加于其上的努力，都可能以法律的自我消解或数字世界的进一步分裂告终。

二、看不见的账单：AI的贪婪胃口与地球的无声代价

如果说Mastodon事件揭示了技术架构在法律层面的外部性，那么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则在环境层面展示了更为惊人的“看不见的成本”。科技伦理并非一个抽象的、追求完美的道德体系，而是关乎如何在开发和部署技术的过程中，平衡创新、效率与人类价值（如公平、隐私、安全）的道德框架。然而，当前的AI伦理讨论往往聚焦于算法的公平性、偏见和隐私，却系统性地忽视了其赖以存在的物理基础——数据中心。2025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再次敲响警钟，研究指出生成式AI的开发、训练和持续运行所需的大量电力和水资源，正对环境可持续性构成严重威胁。这种科技发展模式与环境保护的现实伦理之间的错位，体现在科技公司宣传其AI模型“云端”运行的清洁、抽象形象，与其背后高耗能、高排放的物理实体之间的巨大反差。

这种环境代价并非一个遥远的、抽象的碳足迹数字，而是具体的、区域性的生态压力。布鲁金斯学会2025年7月发布的报告指出，AI对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可能将超过能源效率提升的速度，导致排放量不减反增。更令人担忧的是，研究发现，数据中心的碳强度比电网的平均水平要高，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常常被建在电网清洁度较低、电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这意味着，科技公司在享受廉价电力的同时，将其环境成本不成比例地转嫁给了当地社区。此外，尽管Meta和微软等大型公司已开始寻求替代能源为其数据中心供电，特别是核能。然而实际情况却如《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强调的，核能仅占美国电力产量的20%，而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又难以满足数据中心7x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需求。AI的“智能”正以牺牲地球特定区域的环境健康为代价。

除了碳排放和水资源消耗，AI的生命周期还产生了直接危害人类健康的空气污染。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与合作机构在2025年发表的论文《未付的代价：量化人工智能对公共健康的影响》估算，到2030年，仅美国数据中心造成的公共健康负担（其排放相当于加州道路车辆的排放量总和）每年就将超过200亿美元，这主要源于空气质量恶化导致的哮喘和其他心肺疾病的增加。这些污染物（如PM2.5、二氧化氮等）来自数据中心的柴油备用发电机、为其供电的化石燃料发电厂，以及制造AI硬件和建设数据中心所需材料（如钢铁和水泥）的过程。如同历史上所有的环境不公义事件一样，这些健康影响并非均匀分布，受害最深的往往是那些几乎无法从数据中心获得经济利益的低收入社区。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政策和监管的反应显得迟缓和乏力。尽管在美国已有议员提出了旨在评估AI环境足迹的法案，例如，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EdMarkey提出了《2024年人工智能环境影响法案》，旨在更好地衡量人工智能的影响。但截至2025年，这些法案尚未带来实质性改变。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的报告也仅停留在提出政策“选项”的层面，而非强制性规定。这种“鼓励”而非强制的温和态度，再次凸显了现实伦理在强势的科技发展逻辑面前的无力。科技公司以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甚至是国家安全为名，成功地将巨大的环境成本外部化，而社会和监管体系则在努力追赶，试图为这张“看不见的账单”找到支付方。这正是科技伦理与现实伦理脱节的又一危险表现：前者追求算力的无限增长，后者则要为这种增长带来的物理后果善后埋单。

三、失控的悖论：在能力竞赛中，谁来掌握缰绳？

从Mastodon对法律控制的“免疫”，到AI对环境资源的失控消耗，其背后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控制的丧失。这一主题在AI安全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2025年2月发布的《2025年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由来自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96名专家共同撰写，其核心基调之一便是“不确定性”。报告指出，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仍在飞速发展，其在科学推理、编程和自主决策方面的表现已超越以往，但我们对其风险的理解和缓解能力却远远落后。科技伦理在此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一方面，它追求更强大的、能够自主解决问题的AI；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本身恰恰构成了最难解的安全风险。

这种失控风险并非科幻场景，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该国际报告详细列举了AI带来的多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被用于发动更复杂的网络攻击、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以及因内在偏见导致的不公平决策。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许多公司正大力投资于“智能体”（AIagents）——能够独立规划、执行任务并自主委托行动的系统。当这些智能体被赋予越来越大的自主权时，如何确保它们的行为符合人类的意图和伦理规范，便成了一个巨大的技术、哲学和伦理难题。正如一个密西西比州无法有效监管一个去中心化网络公司，全球社会同样缺乏有效手段来约束一个可能遍布全球、由多个自主智能体构成的复杂系统。

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即使我们能够设计出控制AI的技术手段，控制本身也可能是有偏见的。2025年多份伦理研究报告重申了一个观点：技术继承了其创造者的偏见。由于训练数据本身就可能反映历史和社会的结构性不公，AI系统会“学习”并放大这些偏见。过去曾有AI系统出现过无法识别或错误标记某些人群的案例，这只是冰山一角。这意味着AI的“失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完全偏离人类意图的“硬失控”，另一种则是过于忠实地执行了我们自身有缺陷的指令和偏见的“软失控”。后者或许更为隐蔽和危险，因为它会用机器的效率和规模，将人类社会的不公固化下来，甚至推向极端。

面对这一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的应对显得步履蹒跚。从布莱切利公园到首尔，再到巴黎的AI行动峰会，各国政府和研究机构虽然在识别风险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方面却进展甚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25年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提供科学信息以支持决策，但“不推荐具体政策”。这种科学界的审慎与政治行动的迟缓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再次暴露了现实伦理的困境：在面对一个指数级发展、全球分布且具有巨大经济诱惑的技术时，传统的、基于国家谈判和共识的治理模式显得力不从心。我们正处于一场能力与安全之间的竞赛，而天平正危险地向前者倾斜。

四、“巴尔干化”的未来：从数字边界到地缘政治断层线

Mastodon和Bluesky在密西西比州的不同选择，共同指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未来——一个在物理和数字层面都日益分裂的世界。这两大平台虽然都旨在打破中心化巨头的垄断，但它们采用了不同的技术协议（Mastodon使用ActivityPub，Bluesky使用ATProtocol），这种“标准之争”本身就在塑造着去中心化世界的未来格局。当平台可以通过划定“数字国界”来规避法律，当技术架构的差异导致不同“数字联邦”的形成，全球互联网的统一性正在瓦解。而这种数字世界的“巴尔干化”，恰恰是更大范围地缘政治风险的缩影和催化剂。Securitas作为一家成立于1934年的瑞典全球领先的安保服务集团，其在《2025年情报评估》中将当年的全球安全风险格局定义为“非传统”，其中一个核心特征便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冲突日益融合。

这种融合的具体表现之一，是“灰色地带战争”（Gray-zonewarfare）的兴起和供应链攻击的常态化。在一个碎片化的数字世界里，不安全的API、存在漏洞的代码库、以及缺乏监管的去中心化网络，都可能成为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进行破坏、渗透和情报收集的理想温床。多个机构2025年的安全报告普遍指出，组织机构正面临来自第三方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重大威胁，攻击者利用这些供应链中的薄弱环节来渗透系统。这种攻击模式的逻辑，与密西西比州无法监管全球化的Mastodon网络的逻辑如出一辙——在一个相互连接但缺乏统一治理的系统中，风险会沿着最薄弱的环节传递和放大。

地缘政治的紧张空气，已经促使各国，特别是欧洲国家，开始为“战时情景”做准备。包括德国、法国、波兰、意大利和英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在2025年显著增加了国防开支，并开始进行民防动员，例如甄别可用作公共掩体的建筑或向家庭分发危机应对手册。这种“战时准备”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军事范畴，其核心日益转向关键基础设施（包括能源、通信和金融网络）的安全与韧性。科技公司，无论是硬件制造商还是平台运营商，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新的大国竞争中，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或战场。

最终，科技行业信奉的“快速行动，打破陈规”（Movefastandbreakthings）信条，如今正在全球范围内“打破”一些我们可能无法修复的东西：统一的规则秩序、稳定的自然环境和脆弱的国际和平。从Mastodon对一个州法律的挑战，到AI数据中心对全球气候的威胁，再到自主AI系统对全球安全构成的潜在风险，我们看到的是同一条逻辑线：一种脱离了物理和社会约束的技术理想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催生了巨大的、无法被其自身系统消化的、带有破坏性的外部成本。算法“利维坦”的崛起，从目前看，并没有带来一个更高效、更理性的世界，反而因其与现实世界的深刻错位，制造了更多的裂痕与冲突。

结语：

当科技伦理撕开现实伦理的吊诡面纱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更美好的乌托邦，而是一个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一个在法律上被割裂的互联网，一个在环境上不堪重负的星球，以及一个在安全上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解决之道，不在于盲目地抵制技术，更不能放任其沿着自身的逻辑野蛮生长。新经济学家智库认为，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能否在技术架构的底层，在算法设计的源头，就将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与长远福祉嵌入其中。这需要各国主政者、立法者、科技巨头、技术专家以及广泛的公民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合作，共同为这个正在被代码重塑的世界，绘制一张新的、可持续的、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地图。否则，当算法利维坦的裂痕扩大为无法弥合的深渊时，我们都将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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